鋅皮娃娃兵 – 聆聽死亡的聲音 (Boys in Zinc)
作者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 (Svetlana Alexievich)
出版 貓頭鷹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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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念大學時，我第一次有了人就在我面前死亡的經歷。當時我們在上體育課，一位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好友忽然倒地，臉色發青，失去了意識。所有人都驚慌失措，在恐懼中把他送上了救護車。但一切都已太遲了。我們通知了他的家人，隨即趕去就在學校旁邊的醫院。當他的父親趕來時，醫生正在進行其實已經徒勞無功的 CPR，但這讓進入簾子後的老人抱著一絲希望。我們這些非家屬則在簾外等候，一直聽著醫生進行急救動作的聲音，以及一個老人要兒子快點醒來的呼喚。我們聽得非常專注，並且只想從這些聲音中聽到好消息。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當時是不是聽到了我們的聲音；如果是，他顯然已無法回應。沒過多久，醫生就宣布病患已經死亡，拉開了簾子準備離開，我瞥見老人撲向兒子的屍體，伏在他的胸上哭喊。但在一片震驚與哀傷之中，老人忽然跳起來，變得十分興奮，大叫著他在兒子的胸口聽到了心跳聲，醫生快來，他兒子還活著。醫生過來仔細聽了一下，告訴老人這是因為即使心臟已關閉運轉，血液仍持續流回心臟而產生撞擊，所以製造出一些聲響。老人聽懂了醫生對這聲音的說法，但拒絕接受，繼續要求醫生不要放棄。看著老人被這聲音折磨的樣子，對我來說也是一種酷刑。我走到急診室外，腦袋一片空白。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以為我已經忘掉。但就在閱讀《鋅皮娃娃兵》時，這些當時在急診室裡發生的細節全都回到我眼前，而且還多了一個念頭。在醫學上，我朋友是因為心臟停止跳動或亂顫，造成血液無法正常循環，最後才導致腦部缺氧而死亡。從心臟停止運作到完全喪失意識與知覺之間，應該多少有個時間差。在那段時間裡，我的朋友是否也聽到了那個聲音，那個血液拍打在心臟上卻流不進去的聲音？那聲音的節拍與他平常的心跳迥異，或許根本無節奏可言，他的身體是否察覺到一種震動上的變化？至於他是否把它誤聽或解讀成另一種聲音，我們更無法得知。在那眨眼之間，他什麼也來不及說。只是這個死亡的音波在血管裡持續振動，在胸腔裡產生回音，最後被他的父親與醫生聽見。醫生聽到之後確認了他的死亡宣判，但老人把這聲音詮釋為生命存在的跡象。至於我，當時並沒有機會直接聽到這個聲音，只是聽著老人訴說著他所聽見的。但在我耳裡，這已是一種不忍卒聽的虐待，於是我轉過了頭去。
想起了這件事，我讀這本《鋅皮娃娃兵》的方式也起了變化。我告訴自己這一次我不能再轉頭，或只去聽我想聽到的。我要仔細聽著書裡面的各種聲音，即使其中有些聲音可能會讓我害怕或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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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開始對本書的興趣，其實就是來自於中文版所加上的副標題：聆聽死亡的聲音。雖然這副標題似乎不見於俄文原書，也有點聳動，但很耐人尋味。中文裡的 “聲音” 一詞比較含糊，不像英文還區分了 “sound”
和 “voice”；前者強調聲音所具備的物質性，亦即可被聽覺感受到的聲波震動，後者則專指由人製造出來的話語聲。理論上死亡的聲音應是一種非人的聲響，而且死人無法說話，那麼活人是如何報導轉述與談論這種聲音？這標題背後有一個關於語言溝通的問題，也讓我對作者 Svetlana Alexievich 會如何處理它感到好奇。
一翻開本書，閱讀馬上變得沈重起來，因為它面對了慘烈的蘇阿戰爭所帶來的不幸。在冷戰末期，美國為了回敬蘇聯在美國東南邊的古巴部署飛彈，正努力突破蘇聯的防線，企圖把勢力推至中亞的阿富汗。蘇聯當然對此感到芒刺在背，並立即展開了佔領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在這場長達 9 年
(1979-1989) 的戰爭中，大約有兩百萬阿富汗人成爲美蘇強權之爭的炮灰。但在美國的武器支援下，阿富汗人以獻身聖戰的態度來進行游擊對抗，也讓蘇聯軍隊傷亡慘重，最後灰頭土臉地離開，回去面對冷戰結束與蘇聯解體等巨變的降臨。
至於“鋅皮娃娃兵”一詞，在意義上承載了強烈的惋惜不捨。在當時被派往阿富汗的士兵之中，剛成年的大男孩佔了絕大多數；他們的生活經驗與戰鬥技巧還很青澀，就被國家丟到戰場上去殺人與被殺。一旦戰死，男孩的殘骸被放在鋅製棺材裡運回蘇聯，交給他們的父母下葬；母親們無法開棺見孩子最後一面，其心碎的程度就像她們也被埋入土中。能夠活著回來的士兵也不完全算是個活人；他們不但做過別人的死神，自己與死亡也有過多次擦身而過的經驗，更多次親眼見到同袍兄弟死於非命，或不時地要幫忙撿拾他們破碎的屍塊。鋅皮男孩是這些人的共同創傷，而他們的心靈也因此有一部份跟著那些男孩們一起死去。
換句話說，蘇阿戰爭不但造成一大堆死人，把阿富汗的領土變成死亡的山谷，還製造了不少的活死人，在俄國各地如行屍走肉般哭泣遊蕩。Alexievich 在這場戰爭還如火如荼之時開始她的採訪計劃，蒐集了不少活死人所說的故事，最後則以報導小說的形式呈現他們的敘述。戰爭結束沒多久，本書就於 1991 年發行。這些活死人們在書裡有時聊著逝者的善良天真，有時控訴著戰爭的不仁本質，有時怨嘆著為何自己的人生會落到這步田地。死亡的聲音之前是在殘酷的阿富汗戰場上震動，但它的回音卻還在無情的俄國大街裡纏繞。
閱讀一本紀錄這些故事的書，我的反應似乎有點奇怪。我丟下戰爭人性等聽起來較崇高偉大的問題，也沒打算討論戰爭背後的道德與政治，反而鑽起語言溝通這方面問題的牛角尖。不過在《旁觀他人之痛苦》一書中，Susan Sontag 就曾提醒我們：在覺得自己應當或正要替受難者發言時，我們更需先反思這背後的溝通過程（參考書評“影像的鎖鏈”）。畢竟死者在死後並未說過任何話，也沒在臨死前把話語權指定託付給誰。這個溝通過程的開展一點都不理所當然，也未必會自行啟動。我不認為這是件雞毛蒜皮般的小事。事實上 Alexievich 也不認為這是小事。我發現她精心設計了一個儀式來指揮這個溝通過程，但也很遺憾地看到她功敗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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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我要先從搞清楚一件事開始：本書到底是關於戰爭與逝者，還是一群陷入迷惘之中的活死人？Alexievich 傳遞給我們的真是死亡之聲，還是它在其他時空中激盪出來的回音？畢竟我們要先確定我們到底從這裏聽到了什麼，以及我們是如何聽到的，才能進一步去談論我們所聽到的。
表面上，死者的親屬與戰友說著帶來死亡的戰爭；Alexievich 紀錄匯集這些口述的故事，加以裁剪修飾，再透過並置的方式，讓它們形成一種集體的嗡嗡巨響。這樣的記錄固然呈現了一些戰爭片斷，但它終究是這群活死人的版本。此外，就算 Alexievich 完整地保留了他們的話語，她也不是一個透明的傳話人，因為在進行編排時，她必須設下某種參考框架來整理歸類活死人們所說的話。她的書寫計劃所針對的是這群活死人。在活死人所說故事裡，主角或許是與死亡交會的參戰者，但就這本報導小說而言，說故事的人才是主角，而他們的主要動作就是談起死亡時的表現方式與口才。活死人們正藉著說故事這個行動，檢視處理著戰爭留下的傷口，而這才是本書所說的事。
一旦明白這點，語言溝通問題的重要性也就無法否認。Alexievich 在書寫中不但要觀察與再現活死人的說話方式，也觸及 “間接論述鏈” 這種機制的存在。死亡的存在與衝擊先經過家屬與倖存者之口，然後作家的妙筆編排，最後送到讀者面前，再被讀者們所談論。在這過程中，戰爭帶來的非人經驗得以被語言化，然後以文本的形式來流通，活人的詮釋與回應也才有機會一層層疊加上來，讓本來只是聲響 (sound) 的死亡之音變成話語聲 (voice)。但也因為如此，我們在聆聽這些聲音時，其實也會隱約聽到一串在時間中生成與分佈的聲響；這是論述鏈所發出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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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鏈中的任何一個單一聲音，這個論述鏈發出的樂音才是作者創作的重點。身為傾聽、轉述、並進而討論他人傷痛的作者，Alexievich 按理是置身於論述鏈的中央。她難免要顧前顧後，也就必然會察覺到一個困境：若是沒人先提出一個有效的辦法，這條鏈根本無法展開。因為書就在眼前，我們在閱讀時很容易忘記一件事：在蘇聯解體的前後，俄國人並不知道該如何公開談論國家啟動戰爭所帶來的傷害，因為他們根本沒有適合的溝通模式或框架可以沿用。對於這條尚待形成的論述鏈，Alexievich 要能夠拿出一個提議，並藉訪問與書寫來實踐它，這條鏈才可能成真。這提議也就是本書企圖達成的社會行動。
許多受訪者都察覺到了這個困境。在訪問過程中，有些受訪者表示他們不知道該如何開口談戰爭與死亡，有些不想跟一個沒打過仗的人說，有些質疑這個文人在收集這些故事之後要做什麼。有時他們故事說了一半，就因為不習慣這種互動而中斷訪問。這對他們而言是一種完全陌生的溝通模式，不存在於他們所熟悉的說話儀式之中。要敘述戰爭的血腥，而非歌頌為國犧牲的光榮，其實任何國家都不會鼓勵這種說話文類，更何況是當時以革命戰鬥為至上的蘇聯。如果這種溝通儀式存在，那也大概是在看不見的社會角落裏悄悄進行，例如墓園墳前的泣訴、深夜酒館裡的醉話、或是有著相同經驗的密友們在廚房裡所互吐的牢騷。要對一位知名但陌生的記者作家揭露心聲，他們十分猶豫，並顯得有點不知所措。
在整理這些故事時，Alexievich 保留了不少這類穿插在敘述裡的後設評論，這代表她也同意這個困境的確存在。但她還是催促著受訪者說故事；或許她期望彼此能在訪問的互動中找到解決之道。在這種情況之下，許多受訪者向作者表示他們要借用 “告解懺悔” 這種溝通儀式，否則很難開得了口。這大概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他們必須把 Alexievich 當成專業的神職人員或心理醫師，一個與他們無私人關係卻可以信賴的聆聽角色，他們才能沒有顧忌，說出不能與他人分享的話語。問題是這種文類有其先天限制，因為藉此所產生的話語難免還是帶有私密性質。雖然他們事先就知道 Alexievich 打算公開發表這些故事，但是一旦利用了 “告解懺悔” 這種儀式，他們在無意識裡還是會期待她能盡到保密的義務，希望這條論述鏈最好到她這裏就結束。為了取得口述資料，Alexievich 在訪問時並未檢討拒絕這個策略，卻也因此埋下了一個潛在的衝突。
這個困境不但困擾著受訪者，其實也在挑戰著 Alexievich 的智慧，因為她在向俄國讀者報導轉述這些故事時，她也要從這個語言環境裡無中生有，找到一個可行的溝通儀式。“告解懺悔”
雖然解決了採訪時的燃眉之急，但她既然要對大眾公開發表這些故事，她在書寫時就不能完全依賴這種說話儀式，而是要額外設計出另一個文類來延長論述鏈。如果這個設計可行，它就可能為俄國社會提供某種可公開談論戰爭傷害的儀式常規，本書也就成為一個有效的社會行動。這個語言上的突破將決定本書的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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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導引各聲音在本書出版後雜沓而至，Alexievich 運用她對語言的感受力，爲她收集到的故事編了一個譜。簡言之，她把報導人的聲音依其特徵加以區別，並將它們在時間上排列成序。讀者不僅傾聽個別的聲音，也會聽見一段音樂；如此一來，他們的回應就不會太偏離這個譜，除非這音樂受到某種干擾而走音。雖然這些故事原本有些晦暗，這段由 Alexievich 編排的音樂卻露出一絲希望。在她的理想中，經歷創傷而躲在黑暗中的報導人必須要逐漸復原，並站出來向大眾分享他們的痛苦經驗；至於大眾讀者也要以社會成員的身份參與這個儀式，重新接納一度被遺棄的活死人，並從中記取教訓。或許正因如此，她覺得這裡需要一個在功能上具有療效的儀式。
這個譜應該費了不少 Alexievich 的心思。首先，這些故事得先從告解這個框架脈絡中解脫出來。她的策略是把它們看成活死人的內心獨白；更確切地說，這是他們死去的那部分與活著的那部分之間的對話。她再仔細觀察這種內部對話，找出這種對話方式的變異，進一步將這些獨白分成三類。當然，這個界線並不是那麼一清二楚，因為一個故事裡可能出現不止一個對話特徵，不過她還是嘗試依每個故事的主要特徵來將其歸類。最後，她大膽地賦予這三類獨白一個時間關係，讓它們變成一個連續過程裡的前後階段。在如此的細心分析與精心設計之下，我們看到這些說話的活死人正在通過一個起死回生的轉變。
這個轉變儀式共歷時三天。在第一天所說的故事有一個共同特徵：說故事者會在故事裡表達他們所聽過的死亡聲響。看得見鬼魅的狗跟在他們身後狂吠不止、子彈穿過肌肉血管時滋滋作響、瀕死者在昏迷中講著沒人聽得懂的囈語、以及夢中躺在鋅棺裡無助地數著敲釘的槌聲。製造這些聲響的是一些非人的機械動作，卻因此聽起來更令人不寒而慄。有些說故事者較不著墨於聲音，卻強調一些純生物學上的身體景象，一樣使人驚駭萬分。這些人不但把這些聲音或景象記得清清楚楚，而且十分冷淡，並不太會對它們多做詮釋或添加意義。這就是死亡，如此而已。他們在傳遞這種聲音時，也像是在做著一種非人的機械動作。在這一天裡，活死人們還是死人，這些故事是他們死去的那一部分在喃喃自語。
但到了第二天，故事裡的死亡聲響就變得比較少，對話的重心也開始轉移；活死人們死去的那部分彷彿在對還活著的那部分說話。他們不時地重複說著：真不想死，好想活著；口氣上聽起來就像他們已經死去。他們也以死過之人的身份，解釋什麼才真的算是活著：一般人的生活只不過是混日子，而真正的活著需要為存活而戰鬥，付出代價，而這代價就是死亡。為了活著他們必須殺掉敵人，眼睜睜地看著弟兄被炸碎，鋸掉他們部分的肢體器官，也把他們原本天真又充滿理想的那個自己送進墳墓。死去的這部分就像犧牲祭品，拿來換得他們還活著的那一部分，活著的則因此被賦予了一個活下去的義務。第二天的他們仍會夢見被關在棺材裡，但夢中的他們開始拍打棺材蓋，叫嚷著要出來。
在被喚醒之後，還活著的部分在第三天做出回應，紛紛提出了繼續生活下去的念頭或辦法。他們想再度找到生活的節奏或是活下去的理由。有的想要重新開始愛人與被愛，希望在他人的陪伴下取暖；有的在戰爭與蘇聯解體之後找不到新的生活方式與主義信念，於是假想自己可回到過去。或許棺材裡裝的是別家的男孩，自己的兒子說不定還會活著回來；死者的靈魂可能還在怨嘆憤怒，所以需要有人活著為他們一直祈禱。但是多數的活死人選擇接受現實：他們向死去的那部分道別，然後假裝他們從未參與過戰爭。唯有如此，他們才能重新混入這個社會。他們在這幾天內絮絮叨叨，最後終於漸漸地像個活人，意識到其實沒人想聽他們滿嘴鮮血地說著戰爭與死亡。如果他們想被社會接納，他們遲早要安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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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lexievich 所呈現的這個儀式時空裡，活死人們擺脫了現實中的語言困境，似乎可以暢所欲言。理論上這治療儀式給了他們一個曖昧的中介地位，一個位於生與死之間的灰色地帶，所以他們可以不受一般的社會評斷，說出本來不能公開說出來的話。而社會大眾就算嫌棄他們，在這種溝通儀式中也要勉強聆聽，因為只有讓這個儀式過程順利完成，活死人們才會復原，誰也不想聽的死亡之音才會停止。雖然執行這個儀式難免會帶點不得已的尷尬，但總算讓不能說的人有勇氣說話，不想聽的人有耐心傾聽。過去因缺乏適當溝通儀式而一直無法進行的公開對話，現在或許終於有了一個可以依賴的樂譜；而戰爭帶給俄國社會帶來的傷害，或許也可以在平和理性的檢討反省聲中逐漸癒合。
但這畢竟只是個提議，理論上似乎可行，實際上卻可能狀況百出。Alexievich 也很明白本書是一個行動實驗，還要接受驗證評估。本書出版後她持續觀察俄國大眾的反應，其中包括不少對她的批評指控。她把這些後續論述整理成一個新的章節，以〈對《鋅皮娃娃兵》的審判〉為題，放進了本書的增訂版裡。在某種程度上，這章節等於在承認她的提議在出書後並未達到理想中的效果。
根據 Alexievich 所補充的記錄，本書上市後所激起的是社會對立，不同族群開始互相指責，所引發的討論很少只針對戰爭本身。對她的批評主要來自她的報導人；他們認為她扭曲了他們的話語，醜化他們的付出，對他們的名譽造成損害。其中有些人乾脆告上法院，要求她要道歉賠償。這本書其實本來並沒有帶起太多的討論，反而是法庭戲引起了看熱鬧的群眾七嘴八舌。大多數看戲的人把矛頭指向報導人，批評他們是這場敗戰的劊子手或幫兇；而報導人這方則答辯說軍人只能服從命令，毫無選擇，並且反過來質問這些批評者為何在戰前與戰時選擇默不作聲。至於讀者對本書的看法也五花八門；有些人認為 Alexievich 是在憐憫活死人，有些人則認為她不自覺地在傷害倖存者與死者家屬。作家協會甚至還槓上法院，把話題轉到創作自由是否該接受民事訴訟的判決。雖然這些輿論多少都表達了對戰爭的負面評價，確保他們話語具備道德與政治的正確性，但同時也不忘找個代罪羔羊來口誅筆伐一番。最後每個人都宣稱他們說的是實話，沒良心的則是別人，而真相就這樣被淹沒在口水裡。
這實在是令人難過。Alexievich 本來提議的譜聽起來帶著些慈悲與樂觀，但她似乎弄巧成拙，或是無法阻止它走調，導致最終事與願違。無論活死人們是否已經復原，現在一定都再也不敢出來說話。原本社會成員應該相互安慰警惕，共同記住戰爭的死亡教訓，現在卻只有相互攻訐的敵意。在審判進行到一半時，她也對這與預期相差太遠的結果感到失望，於是在眾人的喧囂聲中默默退席。她在這個章節的結尾收錄了一則簡短但睿智的輿論，算是她離去前給大家的最後忠告：一旦仇恨與怨念開始在人心中累積，戰爭勢將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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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ievich 坦然地讓我們看到這不堪的結局，並無奈地退出這場混戰。既然她十分在意她的語言行動所導致的效果，這代表她多少是個實用主義者。我們不需要假裝她的提議完美無缺，或只讚美她的出發點與道德觀。雖然這不中聽，卻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事實：她的計劃不但不如預期，甚至可能產生了反效果。如果我們要從中學到些什麼，不妨試試看找出她之所以失敗的原因。
她對於報導人變心的第一反應，就是認為他們向某種外在壓力屈服。在一篇她對訴訟一事的回應裡，她特別指出這個壓力的來源：它來自舊的國家體制與意識型態。雖然當時蘇聯已經瓦解，共產黨已經垮台，舊的國家機器在運轉上也大不如前，但她認為舊體制並不會在朝夕間就消失。話雖不錯，但仔細想想，這壓力無關體制新舊，與共產意識型態也沾不上邊。事實上任何國家都不會鼓勵這類話語的形成與流通，因為它會揭穿一個關於國家合法性的謊言：國家說它會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但從來都只有人民要為國家犧牲。
而且嚴格來說，這個問題並不是 Alexievich 失敗的原因，而是她原本就打算靠語言行動去克服的障礙。國家很早就刻意留下了這片語言沙漠，她的嘗試正是要找出可行的文類來灌溉它，改變此音景。把灌溉沙漠計劃的失敗歸咎於沙漠，我個人覺得沒有太大意義。應該被檢討的是灌溉方式，也就是她在建立論述鏈時所用的文類策略。在仔細觀察過本書的文本化過程之後，我們其實不難發現兩個較明顯的缺陷。而這兩個缺陷都有可能破壞了她原來的美意。
首先在採訪這個步驟中，她接受報導人使用告解文類來說故事，卻沒考慮到這是一種需要保密的語言。這除了造成採訪倫理上的瑕疵，也輕忽了公開這些故事可能帶來的後遺症。雖然她將所有的故事排出一個新的順序，藉此說出另一個關於創傷痊癒的故事，但個別故事裡的告解性仍然存在。等到本書一面世，原本的私下告解立刻變調成公開認罪。難怪不少報導人會跳起來否認說過這些話，控訴他們被背叛，責怪她把他們丟在大眾面前接受公審。也難怪他們會選擇告上法院，因為這是唯一能撤銷認罪聲明的方式。而群眾們也聽出了這個認罪聲，於是在輿論的公共空間中積極參與了類似審判的儀式，要給她的報導人定罪。關於戰爭與死亡的溝通討論就從此往相互究責的負面方向發展。
第二個缺陷則就藏在 Alexievich 所設置的虛擬治療儀式裡。這個儀式企圖達成一個和諧圓滿的結局，希望活死人起死回生，一切恢復原狀，但也因而缺乏一種顛覆既有秩序的力量，無法另外給活死人一個與眾不同的特殊地位。簡言之，在治療儀式結束之後，活死人曖昧的中介性質就會馬上消失。他們在變成活人後就會住嘴，會假裝他們從沒被派上戰場，沒殺過人，沒看過死神；他們要變得像是一般的社會成員。這個儀式的內在邏輯帶給 Alexievich 的提議一個矛盾：只有治療儀式失效或無法完成，話語才會持續進行，不過代價就是活死人停留在半死不活的狀態中。如此看來，Alexievich 的計畫註定陷入兩難，無法實現；它的失敗早就被她自己刻寫在書上。
即使如此，我無法否認 Alexievich 的實驗極具價值。在舉出這些缺陷的同時，我也了解到譜寫一首死亡之歌的難度有多高。她已經竭盡所能，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只是她留下的問題不能只靠修補，而是需要一個完全不同的文類儀式來取代。譜寫此曲的任務尚未完成，活死人們也還在等著更合適的音樂下來，才要再跟我們多說些無情戰火帶給他們的生離死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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