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先知的嘆息 -- 評《齊瓦哥事件》(The Zhivago Affair)

The Zhivago Affair: The Kremlin, the CIA, and the Battle Over a Forbidden Book

作者  Peter Finn and Petra Couvée （彼得．芬恩 與 佩特拉．庫維）

出版  Pantheon Books  2014

[台灣中文譯本]

齊瓦哥事件 – 光明與黑暗在一本諾貝爾得獎小說背後角力

網路與書/大塊文化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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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所呈現的並不僅是文學史或冷戰史裡的一個小插曲；嚴格來說，它應該算是《齊瓦哥醫生》一書的 “生命史”，或是一個文本製品的傳記，因為它訴說了這本小說在冷戰時期所展開的生產、流通、與消費。從寫作到出版，再到它如何在東西方被人評價與引用，《齊瓦哥醫生》的確引起不少政治口水，歷經了許多論述戰役。在那個全球分裂成兩個陣營的時代，它所激起的流通與再生產方式可說是獨一無二。這使得它的生命成為傳奇，但也容易被人誤解扭曲，因為當時全球各方讀者討論與使用它的方式很有限。面對這段奇特的論述史，美國記者 Finn 與俄國學者 Couvée 分工合作，提供了一個還算完整的敘述。

這個聯合美俄的合作計劃有很多優點，並且反映在成果上。兩位作者在資料取得上各有優勢，也分別對美俄其中一方的政治文化史有較深入的理解；除了互補之外，在合作中他們不得不平心靜氣地面對過去，避免偏袒或美化任何一邊。反而是出版商在決定書名與推銷策略時，似乎走偏了方向。因為西方目前有一大群對冷戰史或間諜史有興趣的讀者，本書的英文書名可能在商業考量下有意誤導，讓人以為本書重點是美蘇之間的競爭。事實上，中情局的角色只在《齊瓦哥醫生》俄文版的出版流通這件事上有所發揮，在全書中所佔的篇幅不算很多。而且不知何故，台灣版的中文書名居然用了 “黑暗” 與 “光明” 這兩個字眼，讓人霎時重返冷戰對峙的時空；政治道德的義務悄悄地滲透進來，暗示讀者要選擇 “正確” 的一方，而不是保持適當的距離來看這段歷史。這種停留在冷戰思維的介紹方式讓我有點訝異，而且違反了兩位作者的原意。本書翻譯背後的幕後推手若是中情局，那就另當別論，我也只好識時務地說這中文書名取得真是不錯。

關於本書中文名稱背後的疑雲，就等到數十年後檔案解密再談。目前我的書評只需考慮這本書怎麼說，然後提供一個盡可能保持公正，又能凸顯我個人觀點的評論。聽起來很容易，但又似乎極為困難。而這正是本書在呈現《齊瓦哥醫生》生命史時所揭露的無奈事實：這本小說之所以會引起這麼大的風波，其實就是因為沒人真的在讀它談它。幾乎大部分加入此小說的流通與再生產，並藉此展開相互爭鬥的各路好漢們，其實都不曾好好地把《齊瓦哥醫生》讀過一遍。他們只是在談論或回應別人對這小說說了什麼，而每個人又都是別人的別人；搞了半天（約六十年），沒有多少人直接談論這小說到底在表現什麼，或是在閱讀時能夠擺脫別人已經硬加上去的意識型態。本書在報導這個文本生命史時所呈現出來的，正好是 Foucault（傅科）所描繪過的論述鏈（可參考《外邊思維》的書評），所以可做為一個關於語言如何再生產的有趣案例。但這個貢獻卻功虧一簣，因為它並未藉此進一步反思冷戰時期論述戰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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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六十年間，《齊瓦哥醫生》從一開始在蘇俄文壇中逐漸成形，到後來全球性兩極化的流通消費，可說是歷經了不少滄桑。這個文本就像是一個物件，在每個不同的時空中都會被重新定義塑造與使用；它也像是一個人，一步一步地邁入不同的生命階段。對於這個變化過程，《齊瓦哥事件》提供了我們一個充滿細節的敘述。其中最令我吃驚的部分，就是《齊瓦哥醫生》這個物件的最初樣貌。我將先利用本書所提供的暗示與線索，重建這個最初的階段。因為在某個程度上而言，《齊瓦哥醫生》多舛的命運就是在此刻被決定，再加上一些歷史機緣與巧合，終於導致日後的風風雨雨。

雖然並未明說，本書暗示《齊瓦哥醫生》在一開始可能被人視為先知的預言，甚至可以算是一種聖物神器。關於這點，我相信是俄國學者 Couvée 所做的貢獻。基於一般對共產革命、蘇維埃、以及史達林等的刻板印象，大多數的人壓根兒不會想到這個可能，但本書提供了只有詳知當年歷史背景的人才知道的故事，讓我們重新思考當時蘇俄文壇中文學生產的政治經濟。

《齊瓦哥醫生》作者 Boris Pasternak 原是天才詩人。在蘇維埃政府成立後，他與其他文人作家都接受國家的徵召，變成被國家豢養，並必須為革命與人民服務的文字生產者。換句話說，他們既是官僚也是工人，而他們製造的文字產物則算是官方文件與國家財產，是餵養革命靈魂的食糧，所以出版前當然必須先經過官僚體制下的審查批准等過程。但本書對此脈絡有很多的補充，讓人驚覺事情要更複雜得多。基本上在俄國，詩歌音樂的地位比其他藝術形式更為崇高，而詩人會因為其作品的音樂性表現，受到大眾不同程度的崇拜。Pasternak 因為展現語言音樂性的才華出眾，深受一般民眾愛戴，就連史達林也對他的詩藝十分佩服。根據書中對他與史達林之間的互動所做的描述，我們甚至可以推測，這份欣賞似乎進而演化成一種舊歐洲政體中常見的詩學政治：一邊是詩人/先知，另一邊是國王/祭司，而他們與神共同形成一個統治三角，位於其他官僚三角之上。

這個統治三角的基礎與淵源我無法在此細細交代。理論上，詩人/先知的作品是在模擬天籟，於是被視為神的代言人，而其詩歌的音樂性因此獲得一種宗教性，成為君王統治經常依賴的合法性來源之一。雖然俄國才歷經無產階級革命，史達林為了安穩他的恐怖統治，似乎不知不覺地沿用了這種建立君權的老方法，挑中了 Pasternak，非正式地把他放在神秘先知的位置。而 Pasternak 雖對史達林的暴政不滿，但並未拒絕史達林對他的容忍與庇護。即使雙方從未有過面對面的正式接觸，卻因 Pasternak 傑出的詩藝而維持了一種又愛又恨的關係。本書對此關係有點語帶保留，因為這超出我們過去對蘇維埃政權的印象，必定會引起爭議，但書中透露的一些匪夷所思的情節又讓我們無法做出其他的解釋。

無論如何，這種差別待遇難免會引起其他文人們的嫉妒。在當時，文人們的作品在送審出版前，會先在朗讀會裡以口語表演的形式發表。這些朗讀會有些是大型公開的群眾聚會，有些則是文人們輪流在家中舉辦的社交場合，兩者都提供文人們一個對彼此作品評頭論足的機會。評論比較的重點有二。一是讓文人相互檢視其作品的政治正確性，這些聚會也因此經常變成批鬥大會。但朗讀做為一種口語表演，本身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展現書寫彰顯不出的音樂性；正因如此，文人的詩藝也會在此類場合暗中較勁。Pasternak 的許多作品，包括還在書寫中的《齊瓦哥醫生》片段，都曾在朗讀會裡發表過。許多文人趁機對其作品並未大力歌頌人民革命一事大肆批評，希望能動搖他在史達林面前的地位。不過這種抨擊的殺傷力只對他們自己這類官僚文人有效，卻動不了先知，因為他被默許寫不一樣的東西，而他們之中又沒有人能在語言的音樂性上面勝過 Pasternak。其他人若獲得類似的批評，腦袋有可能會離開脖子，但 Pasternak 連勞改營都沒去過。

通過朗讀會這種文本流通的方式，Pasternak 作品的音樂性得以在世人面前展示與接受認可，進而鞏固了他的先知地位。在史達林掌權最後十年的肅殺氛圍中，Pasternak 仍然能夠平安無事地完成《齊瓦哥醫生》的大部分篇章。根據本書，這部小說像是以自傳體寫成的福音；它以革命為背景，但不是讚揚人可以創造自己的未來，而是呈現人在歷史洪流中隨波浮沈，具有濃厚的宗教意味。Pasternak 在書中經常引用到聖經，而且敢於做一些更動，例如他把〈哥林多前書〉的『所以那說方言的』，改成了『所以那說方言與預言的』。而書的最後一章則是主角齊瓦哥死後留下的詩稿；其中第一首〈哈姆雷特〉所吟唱的，正是詩人早知道上蒼為人類所安排的命運，卻只能孤獨地在既盲目又偽善的人群中前進。如此看來，在生產《齊瓦哥醫生》時，Pasternak 正在反思自己當時的先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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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暗示完《齊瓦哥醫生》最初的宗教地位之後，本書隨即帶我們看它如何墜入凡間。

在《齊瓦哥醫生》完成的前幾年，史達林去世；這個歷史偶然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它的命運。Pasternak 知道他的作品必定會變回一般的官僚文本，不再具有護體神力，所以預測直到他死前這部小說都無法在蘇俄出版。因為之前已有許多抨擊其政治不正確的評論在流傳，加上沒人知道繼任者赫魯雪夫的容忍度與品味，審查者也不需細看，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否決這部作品的出版。不過對 Pasternak 而言，這部小說已具有神聖性，他還是神的傳音筒，所以他有義務把它散播出去。像個即將殉道的傳教士，他把手稿輾轉交到義大利出版商的手裡，並且要求他們盡可能地翻譯出多種語言的版本。

此時《齊瓦哥醫生》卡在兩種不同的文本流通模式之間。在法律制度上，這份稿子被界定為官僚文書，屬國家財產；除非獲得許可，它就是內部文件，流到政府部門之外算洩密，流到國外算叛國。但是對先知與傳道者 Pasternak 而言，它是預言福音，要流傳得越廣越好。而接下來的發展就是這兩種模式間的衝突。蘇俄政府一方面展開收回內部文件的補救行動，一方面盡全力摧毀它的神聖性，合理化他們之前審查不予通過的決定。詆毀《齊瓦哥醫生》於是成為新的政治運動，身陷其中的官員文人們不但必須參與，還要形成單一的論述戰線。在發現手稿拿不回來之後，他們的炮火更是全面升級，也因此引起西方的側目與反彈。

在敘述這個階段時，本書指出了一個有趣的事實：雖然此時每個人都在批評《齊瓦哥醫生》，卻沒人讀過它。這部小說並未出版，其原稿不曾私下流通，而少數有機會看到它的審查者也懶得細讀。在給《齊瓦哥醫生》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時，這場論述鬥爭的立足點不是它的內容，而是之前朗讀會後所傳出的惡意中傷。這些原本出自於嫉妒的惡評不但影響了審查，現在進而成為官方說法的基礎；整個蘇俄的官僚文人口徑一致，只能複製這個說法，最好還能以它為本，發揚光大，讓《齊瓦哥醫生》成為徹頭徹尾的毒藥。它的理想歸宿，如果不是與廢棄公文一起銷毀，就是藏在某個國家庫房的檔案櫃裡，永不見天日，以防毒素擴散。在這個運動結束多年之後，下台的赫魯雪夫終於有機會讀了這本小說，後悔地發現當年所批評的毒素成分純屬想像，它其實並無被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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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俄政府的高調批評馬上引起中情局的興趣。按照非此即彼、非友即敵的冷戰思維，《齊瓦哥醫生》被冠上的反蘇維埃罪名可有另一番解釋。在美國官員眼裡它搖身一變，成為推崇個人自由、唾棄共產極權的論述。但如果赫魯雪夫後來的自白說的是實話，那這些美國人對《齊瓦哥醫生》的看法就是瞎扯。說穿了，他們也沒認真讀過《齊瓦哥醫生》，或是閱讀時擺脫不了先入為主的意識型態。他們的看法其實是對蘇俄官方論述的回應，而不是直接細讀小說後所獲得的啟發。這個看法讓《齊瓦哥醫生》變成了反共文宣。此時又出現了一個歷史巧合。原本中情局在歐洲的主要宣傳工作，是透過廣播傳單等方式，把所謂自由世界的思想送進鐵幕，但效果一直不彰，所以想藉印書送書來突破瓶頸。《齊瓦哥醫生》稿子被送到西歐的時機正好，順勢成為中情局的第一本實驗品。

不過中情局並沒有印行《齊瓦哥醫生》的資格，世上也無俄文版的現貨。中情局要如願利用這本小說，必須先克服這些問題，並且不被蘇俄的探子察覺是他們在背後攪局。本書的敘述讓我們意識到，《齊瓦哥醫生》在成為思想的軍火之前，先被客體化成了商品。美國畢竟不愧為資本主義大國，連其官員在進行秘密行動與協調時，都像個資金充足的商場談判老手。為了趕在世博會開幕前把書印好，他們以買家身份出面，說服出版商在未拿到版權前就先偷跑。在手稿轉移的過程中，與他們鬥智鬥力的對手不是俄國人，而是美國人自己，包括貪婪的出版業仲介與有野心的出版社。經過一些波折，中情局最後成功地把大量的俄文版《齊瓦哥醫生》像傳單般發送出去，並在背後支持了許多語言版本的翻譯。

中情局在這個行動中不僅是買家，它的角色其實比較像仲介，因為它只是要轉手《齊瓦哥醫生》這個商品，趁機夾帶推銷西方的意識型態。此時這個小說文本還要靠其他文本來包裝，用論述去引導大眾如何消費這本小說的論述。這些包裝文也是要花錢買的商品，而且還不便宜。當時西方媒體與學界發表了許多書評，用了許多優美的形容詞與意識型態語言，堆砌出他們對《齊瓦哥醫生》的讚美，但並未提供什麼深入或具啟發性的實質討論。本書透露 Pasternak 本人對這些膚淺的書評很反感：與他的蘇俄同僚半斤八兩，這些西方書評家並未真的好好讀過這本書，而且每個人說的話大同小異，連引用小說文字時所選的頁面都一樣。這些寫手名氣不小，收費不低，中情局應該又破費不少。不過中情局最厲害的一招是利用諾貝爾文學獎來做品牌，增加這部小說的價值。但因為尚無直接的證據顯示中情局介入該文學獎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本書僅點到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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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齊瓦哥醫生》在蘇俄是禁書，即使有人拿到中情局所散佈的俄文版，在看過後也不便公開討論它。批評的聲浪則在 Pasternak 病死後漸漸平息，蘇聯在解體前對它的討論也因此就停在官方說法。對於站在美國這邊的國家而言，討論這本小說的論述多半建立在早期的書評之上，等於被中情局牽著走；台灣當年動作迅速，是第一個出版中文版的地方，在論述上也向西方靠攏。中情局當年的計劃是在思想上解放蘇聯，希望達到顛覆蘇維埃的目的。但時至今日，並沒有人認為冷戰的結束該歸功於《齊瓦哥醫生》。

本書到了最後，簡短地談到了《齊瓦哥醫生》在後冷戰時期的俄國是什麼樣子，算是給它的生命史做個暫時的結束。《齊瓦哥醫生》在俄國公開上市後，馬上引起排隊搶購的熱潮。比起全球各地的讀者，這些讀者更能直接面對這部原本就是以俄文寫成的作品，因為他們在語言與文化上的優勢，有助於他們擺脫之前充滿政治煙硝的束縛。本書作者提到這本小說在俄國引起一個特殊的反應：在某些族群中出現了改信東正教的風潮。當年的克里姆林宮與中情局可都沒料到這點。若考慮到 Pasternak 的先知角色，以及這本小說的宗教性，這結局卻又有跡可循。《齊瓦哥醫生》蘊藏的音樂性依賴俄語的音韻特徵，雖然它先被政治口水淹沒，又在翻譯文字中消失殆盡，但最後到了部分俄國大眾耳裡，天堂的樂音仍依稀可聞，只是晚來了三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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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追溯《齊瓦哥醫生》的生命史，本書提供了一個特殊的個案，讓我們思考論述生產與論述鬥爭如何進行。對我而言，它提出了一些有趣而且重要的發現。不過這些發現之間有一些矛盾，也因此暴露出本書的缺陷。

本書最讓我驚訝的一點，就是點出 Pasternak 早期所扮演的詩人/先知角色。雖然作者並未做出明確的主張，但給了很多線索與暗示，讓我們重新思考當時俄國文壇的詩學政治。這個特殊的脈絡是《齊瓦哥醫生》誕生的起點，在後面幾場論述鬥爭中卻被刻意抹去，好讓這個文本進入新的脈絡，讓參與者可以加上別的說法。大部份的讀者未必對俄國文學與政治的歷史有興趣，也對俄語的音樂性一無所知，所以不見得會重視這個發現。但在本書中它還扮演著一個重要的任務。它提醒每位讀者：除了美蘇兩邊各自主導的說法，《齊瓦哥醫生》原來還存在著另一種讀法。只不過它在冷戰期間被壓抑，躲在文本裡無法展開；但當冷戰結束，兩邊陣營的說法漸漸退散，這個潛藏的讀法就像新芽般冒了出來。

至於本書第二個重要的貢獻，我認爲是它在敘述《齊瓦哥醫生》的生命史時，呈現出一個關於論述鏈形成的個案。乍看之下，冷戰期間美蘇對於《齊瓦哥醫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這樣的觀察其實過於粗糙，甚至是錯誤的。本書一再提醒我們一件事：在這些大大小小的論述角力戰中，其實一直都沒有人好好地讀過《齊瓦哥醫生》。既然沒人看過，那麼嚴格來說也就沒有 “對它的看法” 這種東西。這段生命史是個不斷再生產《齊瓦哥醫生》替身的過程：每個參與者所看到的都只是某個替身，然後再經過討論這個替身來製造出替身的替身。出自嫉妒的言語攻擊先取代了《齊瓦哥醫生》，蘇俄的官方批評再由此攻擊衍生而出；美國的反應則是由蘇俄的批評演化而來，然後徵召各家書評做為其替身出面。換句話說，這些論述的鬥爭可說是在一條論述鏈上展開的。表面上《齊瓦哥醫生》看似位於風暴的中心，但事實上早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雖然這兩個貢獻都很有啟發性，但擺在一起，我們卻發現它們之間存在著一些摩擦皺痕，還需進一步的澄清，而本書作者似乎尚未察覺。

首先，後冷戰時期閱讀《齊瓦哥醫生》的方式是否真的能夠重返原點，正確地找回 Pasternak 最初的寫作的初衷？問題是不但政治環境已經大不相同，論述鏈這種語言生產機制的存在更讓此想法顯得一廂情願。本書在最後指出，當今的俄國文人認為 Pasternak 意圖表達出一種自由解放的精神，而這就是他們現在要追隨的；而結尾則敘述新一代的詩人去憑弔 Pasternak，吟誦著《齊瓦哥醫生》最後一章的詩篇。看起來事情只是兜了一大圈，美蘇的論述戰只是白忙一場，而《齊瓦哥醫生》本身就是自己命運的預言。這個結尾非常有詩意，召喚著一種對 “原初” 的渴望，也再度把 Pasternak 放回先知的地位。但是曾經出現過的那些替身真的可以完全消滅，連個痕跡都不會留下？這個 “原初” 是不是只是一種想像？事實上，說 Pasternak 的初衷在於表達自由解放的這些話，聽起來就有點耳熟，好像過去某個替身的鬼魂還在作祟。

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我們或許可對返回起點這個說法另做解釋，把它看成重新部署論述鏈的話術。曾經出現過的替身不會無緣無故地消失，但是刻意安插、刪除或置換替身卻是可能的。《齊瓦哥醫生》這個從統治三角裡出現的預言，就曾被惡意中傷所抹殺，而現在統治三角這部分則被選擇性地遺忘。中情局在組合論述鏈上的作為更是十分積極。他們徵召文壇學界的書評來當替身代言，給自己找了掩護；他們也在各國啟動翻譯計劃，透過論述鏈的拓展來試探各地的忠誠度。他們的部署行動有效地統一了所謂自由世界的論述戰線，也加深了冷戰的對峙。

一旦認識到論述鏈的可部署性，我們也就發現了本書第二個貢獻的限制。本書對於論述鏈的描述，基本上僅依賴文本生命史的敘述。不同的替身陸續在歷史的直線時間中出現，似乎只是偶然。但這種方式卻相對無法彰顯替身之間關係的可操縱性。或許《齊瓦哥醫生》並不是真正的本尊，而是某個論述的替身，被徵召進來當做原點，其功能是靶子或擋箭牌。如此一來，生命史的線性時間就可能不是最好的敘述軸，因為它在運作過程中會出現折疊，使順序顛倒；看起來像是較早出現的論述，其實是後來出現論述的替身。如何克服這個書寫方式的限制，是本書留下的一個問題，有待我們進一步思考。

即使我們不考慮這個過於理論性的問題，此書寫方式還是導致了一個缺陷：這個故事無法反省冷戰時期論述戰的本質。正如前面所提，本書發現這場論戰與《齊瓦哥醫生》說了什麼無關，對《齊瓦哥醫生》的看法與說法也不是重點，因為根本沒人仔細讀它。若是這場論戰其實無關論述，也就無關論述裡面表達的思想，那麼它到底在打什麼？這個發現其實提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本書後來卻無法回答它，因為它的書寫方式無法有效地凸顯出答案。在那個兩極對立的時代，論述戰的重點的確無關論述本身，因為沒人真的期待敵人被說服。或許這場論戰的本質正是在於進行論述鏈的戰略部署，而本書在揭示這一點上面，很可惜地缺乏臨門一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