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哈利路亞，兄弟！ -- 評《 不完美的正義：司法審判中的苦難與救贖 》

不完美的正義：司法審判中的苦難與救贖

(Just Mercy: A Story of Justice and Redemption)

作者  布萊恩．史蒂文森 (Bryan Stevenson)

出版  麥田出版 201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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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個月前才寫了一篇關於美國種族論述的書評 （見“後歐巴馬時期的黑人救贖之歌”），我原本並無計畫又馬上挑一本議題類似的書來讀。不過一看到麥田出版辦的新書《不完美的正義》試讀活動，我就忍不住地被吸引，結果又一頭栽進美國黑人的文化論述裡。我必須先謝謝麥田出版讓我參與這次活動；對我而言，這活動適時地提供了一個機會，使我得以更密切地觀察當代美國黑人談論救贖 (redemption) 的不同方式。

乍看之下，作者 Stevenson 所要呈現的是司法的公平性問題，所以並不太像是一個黑人文化論述；不過這只是個偽裝。本書的確提供了許多栽贓、誤判或過度求刑的法律案例，而作者也是以律師的身份成為故事中的人物，為這些已被定罪求刑的弱勢者挺身而出，爭取這些弱勢者各自的法律正義。但若僅是如此，英文書名裡出現的為何是 “a story” 而非 “stories”？在這些不同的故事之上，其實還隱約地存在著另一個故事：敘述者在找尋屬於他理想中的正義，一個可與慈悲共存的正義。但這種正義並不是白人所建立的法律思想與體系所說的正義，而是黑人文化與宗教上的，亦即 redemption 語言中的正義。徘徊在互相矛盾的兩種正義之間，本書回到了黑白種族之間的衝突，一個透過 redemption 與 salvation（兩者的中文翻譯易混淆，故仍用英文來區別）兩種論述所展開的鬥爭。就這一點來看，本書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黑人論述。

在這篇書評裡，我會先指出本書中一些典型的黑人論述特徵。不過我們可發現它介入黑白論述衝突的方式十分特殊，凸顯出一個少數民族官僚的掙扎。畢竟拿著律師的頭銜在法院監獄間奔走辦事，Stevenson 也可算是國家司法系統裡的小官，他不能不遵行白人訂定的遊戲規則，不能不像個律師說話行事，不能不去找尋所謂司法上的正義，不管那到底是什麼。可是如此一來，他要如何去找另一種正義？作者從這個立場所提出的解決方式，是一個值得我們留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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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在一開始的序章中就把 Stevenson 放在一個十字路口上。一個鄉下來的年輕黑人孩子進了哈佛法學院，但總是覺得他正在學習的這套司法系統與他格格不入，還一度想當個一般的政府官員就算了。但在實習時，這個企圖進入國家官僚體系的黑人接觸到一名黑人死囚。這死囚對他而言就像個親切的鄰居，卻正在忍受著應當伸張正義的司法系統所帶來的不正義。只是實習生的他並不曉得之前的審判公不公正，也無法對死囚做任何承諾。但是當他聽見這個死囚唱著他以前在黑人佈道中聽過的詩歌 “向高處行” (Higher Ground)，臉上還露出旁人無法侵擾的堅定喜樂，他才發現這名死囚真正所期盼的是另一種正義，即使要在另外一個世界才能得到也沒關係。這種正義他過去十分熟悉；當他在白人世界裡往上爬的時候，曾一度把它給忘了，但現在它又開始召喚著他。

利用這個開場，作者揭示了兩種不同正義之間的分野，以及在他個人身上出現的一個類似宗教轉換的經驗。而這也成為貫穿整本書的主題。雖然本書似乎是繞著司法調查審判的過程打轉，而且特別關注罪行與判刑之間關聯的問題；但這些與法律有關的議題在書中的功能，主要是用來凸顯兩種正義之間的差異與矛盾，之後這些議題就被解體，沒什麼太大的討論價值。至於這兩種正義之間的衝突，其實還是根植於 salvation 與 redemption 兩種宗教語言邏輯的對立，本書也就因此回到黑人論述的傳統範圍。

我的這個看法需要一些解釋。基本上，美國白人追隨的救贖是 salvation，而黑人信奉的救贖是 redemption。前者把公平正義當做前提或已經存在的條件，這是上帝已經提供的救恩；每個人在這個平等的起點上，只要努力追求個人精神上的提升與物質上的福祉，讓好日子變得更好，以做為上帝存在的證據與死後進入天堂的門票。但對後者而言，公平正義是此生奮鬥忍耐的終點；上帝的救恩尚未降臨，每個人都還在受苦，但是信心讓他們仰首等待狂喜之日的到來。

正是因為對於事件發生順序的排列方式不同，這兩種救贖的正義也變得不一樣。在 salvation 邏輯中，公平正義已被賜予，但需要靠律法的賞罰來努力維持。但如此一來，上帝的正義與慈悲無法同時存在；因為上帝為了維持一貫的公正，已經不惜犧牲了自己的兒子一次，代替罪惡的世人受處罰，而慈悲不會來第二次。但在 redemption 邏輯中，上帝的慈悲與正義會同時來臨，將人們從不公義的苦難中解救出來，只是時候還沒到。

如今美國的法律思想與正義觀念，可算是白人 salvation 論述的世俗化延伸；而 Stevenson 對這個正義的批評，正是它缺乏慈悲。這顯示他在這兩種正義之間，已決定朝 redemption 論述的理念傾斜，選了邊站。他認為許多嚴苛的法律雖未在字面上瞄準有色人種或弱勢族群，看似很公平，但背後隱藏著一種相信人人已經平等的態度，所以有意無意地忽略弱勢者在政治經濟上的不平等。弱勢族群為了生活（或逃避生活）而形成的行為模式，並不是個人品味的選擇，卻被白人或強勢族群視為有意圖的犯罪，而且還沒有改過糾正的可能。在這樣的司法正義之下，大量的弱勢者變成重罪犯，接受著過重的處罰，也比過去更迫切地期盼正義的到來。

簡言之，作者藉著強調慈悲所要指出的問題癥結，其實是一種理念的差距：公平正義到底是已經降臨還是尚未達成？公平正義並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一個意識型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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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son 對美國所謂司法正義的另外一個看法，則是他做為司法體系的局內人所觀察到的事實：司法正義與法律無關，一切都是政治。Stevenson 提到在這個司法系統內，幾乎每個所謂伸張正義的官僚其實都是政客；就連他自己，可能也不例外。他對於華特案審理過程的描述，也多偏重在一連串辦公室內外的政治互動與考量，至於法律技術上的運作反而相對乏善可陳。一般人認為超越性的法律終會站在正義的一方，而這個決定判斷則是基於真相；但這似乎只是局外人所看到的表面假象。Stevenson 未對此嗤之以鼻，也不忍戮破大家的幻想，但他在說故事時很顯然地不這麼認為。做為一個幫助被誤判的囚犯或企圖撤銷死刑的辯護律師，他不能那麼天真。他所做的各種申請文件或聲明，必須能夠從一個辦公室遞送到另一個辦公室；一旦被退回原處，就只好另闢蹊徑。而 Stevenson 很清楚有哪些政治因素會左右這些文件的流動。

做為 Stevenson 敘述中的主幹故事，華特一案最能凸顯政治與正義的關係。這個案子能翻案成功，華特能洗刷冤情，其實靠的還是政治。根據 Stevenson 的敘述，他最後選擇利用全國性的媒體來影響地方的輿論和政治風向。這個策略造成當地商賈因擔心地方形象變差，不利商業活動，而向法官檢察官等表示關切；而後者需要這些有錢有勢者的支持才能在地方選舉勝出，所以才態度丕變。司法正義與法律無關，華特最後也不是因為真相大白才逃過死劫。

這個轉折或許回答了一個原本讓我感到疑惑的問題：如果 Stevenson 已經選擇要追求黑人 redemption 這邊的正義，他為何還是跑去當個國家司法系統裡的小官，在白人的法律制度裡攪和，追求 salvation 的正義？現在看來，原來法律就像一張上面有文字的包裝紙，所包裹的正義卻是另外一回事，是一個由政治運作與意識型態所決定的產物。選擇進入這個司法體系，成為白人國家裡的少數民族低階官僚，Stevenson 似乎並未把捍衛這個正義視為己任，不過他也不會白目地去推翻它。他只是要近距離地參與建構這個正義的過程，然後解構它；而這過程中，他不可避免地會拆卸掉正義外面的包裝。換句話說，他必須成為司法體系的一員，才能積極地參與這場關於正義的政治遊戲，這不但能為他的委託人尋找脫困的機會，也能暴露出這種正義的荒謬。

因為剛讀完 Ta-Nehisi Coates 的 Between the World and Me （中譯本近期內將會問市），所以我不免地想拿這兩個黑人作者面對國家的策略來做個比較。Coates 主張少數民族既然無法逃離國家，就最好遠遠地冷眼旁觀。他對美國國家做了嚴厲的批判，但也承認批判是沒用的，而黑人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等國家自我膨脹而崩壞，並期望 redemption 的解放會在那之後到來。Stevenson 的策略則不太一樣：反正逃不了，乾脆緊貼著國家，模仿著白人追求他們的司法正義。但他模仿的目的似乎並不是在於實踐某個理想，或企圖引起體制內的改革。畢竟在邏輯性上，這兩種不同正義對事件順序的理念根本兜不攏，所以不太可能共存在一個體系內，而白人也不可能輕易放棄 salvation 的意識型態。Stevenson 只是要參與正義背後實際的政治遊戲，並把它玩大，好讓它撐破表面的假象。

事實上，Stevenson 的確把這政治遊戲越玩越大，也越玩越好。現在他不但已變成替弱勢者爭取司法正義的名人，頻頻在媒體上曝光，連歐巴馬也成為他的政治盟友；這比起他一天到晚去法院辯論的效果強上太多。雖然他做的事令人欽佩，但諷刺的是，他的成功正告訴我們一件我們本來不太願意接受的事實：不管你過去怎麼相信，法律對於司法體制的運作與正義的建立其實都無能為力，所以過來搞政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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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son 拆解了所謂的司法正義，讓它露出了本來的面目，並展示出這樣做多少可為弱勢囚犯爭取權益；但這並不是他理想中的 redemption 與正義，他的工作似乎只做了一半。Stevenson 其實很清楚這點，所以在本書結束前，他利用華特的結局再度提醒我們，這兩種正義終究是兩回事。華特離開監獄之後的生活並不如 Stevenson 一開始所預期的那麼順遂。不但過去像惡夢般糾纏著華特，幾年後他還因為獄中所受的腦傷而出現失智現象，經常被困在那段獄中等死的回憶裡，淒涼地求救。他一直要到死後，才能在另一個世界中享受平安喜樂，獲得真正的解放。再能幹與充滿正義感的的律師，也只能為華特爭取到法律上的自由，卻還是無法協助他永遠從痛苦中解脫，獲得真正的自由。

這個結局向我們暗示：如果要帶領自己與他人獲取 redemption， Stevenson 必須卸下律師或官僚的角色，離開國家的司法體系與政治場域，到另外一個時空去尋找。而且根據原文的書名，本書要講的故事是一個追求 redemption 的過程，而非一疊爭取司法正義的案例。但是這個故事在哪裡？

或許 Stevenson 的確提供了這個過程，只是他把它巧妙地藏在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而這可能也算是本書另一個主要的黑人文本特徵：經常利用黑人的口語藝術，再用某種方式將它們轉化為可讀的敘述。在各種美國黑人的語言表演之中，福音佈道是一個專門讓聽眾感受到 redemption 降臨的儀式；也就是在這個語言創造的儀式時空裡，redemption 是可以被體驗到的。而在某個程度上，本書的敘述者就是在做一個佈道的表演。一般佈道者會立下一個題目，用一個主要的神話故事或聖經文本為骨幹，並在其間穿插不同的故事片段，以做為見證或佐證。而且黑人佈道表演還有一個重要特色：它不能只呈現佈道者一個人的聲音，而是要串起許多不同的聲音，形成一個聲音的聚合物或大拼盤。佈道者有時說著故事，有時跳出來評論這些故事；他有時悲傷，有時興奮；他還會不時地唱起歌來，並要求聽眾們一起合唱呼應。Stevenson 在章節上故意用交叉方式來安排不同的故事，也頻頻地讓說故事者與評論者的聲音相互轉換；所以他整個敘述的呈現方式帶了一些佈道的特色。事實上，他也沒忘記在這裡面放入歌聲。許多章的名稱其實都是取自歌名或歌詞片段，所以讀者在進入每一章時，就已經先有音樂在背景浮現。或許就是在這個敘述層次上，Stevenson 脫下了律師服，站上了講壇，讓一場祈求上帝賜予 redemption 的儀式在我們眼前上演。

若真是如此，那麼讀完本書的最佳回應方式，恐怕就不是弓著背低著頭，像一個寫著辯解詞或請願書的律師一樣，賣力地寫著書評。我們應該站直身子，昂起頭伸長脖子，並且舉起雙臂，伸展全身，感受一種完全解放的慈悲滋味，然後放聲大喊：『哈利路亞！哈利路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