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作者 Susan Sontag
出版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3
[台灣中譯版本]
旁觀他人之痛苦
麥田出版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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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拿 Virginia Woolf 的例子做開場時， Sontag 就點明了她所探索的問題：溝通的困難。但是這問題還必須先回去說清楚「溝通」到底是什麼。也許她只是要以戰爭照片的生產流通與消費過程為例來澄清何謂溝通。一旦認出這個主題，我們就能先放下他人痛苦這個沈重的話題，進入 Sontag 論述的核心，也就更能知道該如何理解這本書： Sontag 在這裏是從一個符號學的角度，打算終結一般人對溝通的誤解。也只有在澄清了這點之後，我們才有可能回答我們為什麼要看這些照片，或看完之後我們可以做什麼事。
或許您對這樣的閱讀角度有些疑問。包裝著這本書的序文或簡介告訴我們該如何讀這本書，或我們該讀到什麼；可是它們卻並未提到溝通這件事。就像附著在照片旁的文本旁白一樣，這些介紹應該是具權威性的指導媒介，「我們」怎麼可以不按照它們來讀呢？況且為什麼 Sontag 要選擇戰爭照片為例來談溝通？可是難以否認的是， Sontag 在書中其實不斷挑戰我們關於溝通發生過程的常識，也不斷地質疑著「我們」的存在。戰爭照片裡面是否真的有什麼特殊的東西？假設照片可以客觀忠實地捕捉到了他人的苦難，那它們是否就能保證一種可傳達他人苦難的溝通方式，讓照片的觀看者感同身受？這種分享是否能在每個觀看者之間引起一樣的反應？若是如此，為何她又不在書中放進半張照片，好讓我們在閱讀的同時也見識一下「同理心」的威力？
事實上，一旦成為一個在符號過程中被溝通傳播的客體，他人的苦難與其他客體並無不同，因為它們都必須透過一個基本的符號溝通運作機制，才能不斷地被再生產與流通。但是現代戰爭照片卻強化了一種對溝通過程的錯誤假設與幻覺；這個假設是：符號物像一顆乒乓球一樣在溝通者之間傳來傳去，而且從頭到尾就是同一顆球；因為這個符號物上載有意義，所以凡是接到它的人就會收到同一個意義，至少在一個「我們」的語言社群內是如此。這種看法，或者說一種關於符號的意識形態，在上個世紀初曾一度奠定了現代語言學，稍後也成為結構主義的基礎。現在這個假設幾乎像常識一樣普遍，很少受到多數人的注意與質疑。但在戰爭照片這個例子中，它還進而晉升成為一種道德價值，亦即看過照片之後，「我們」可以也應該對他人的苦難感同身受，或「我們」應該會產生同一種排斥戰爭的反應。或許正因為這個錯誤的符號意識形態在此獲得了道德上的正確性或義務性，所以 Sontag 才決定拿戰爭照片開刀，藉此揭示幻覺與實際溝通方式之間的巨大差距。
就這個立足點而言， Sontag 和其他後結構主義者類似，都對結構主義的符號溝通模型進行批判，並提出其他的模型。雖是從 Woolf 對「我們」的反省開始延伸， Sontag 的質疑並未在照片的客觀性與觀看的主觀性之間打轉，畢竟這樣的批判過於簡單，也找不到出路。換句話說，她的思考並未被主體與客體對立的泥沼所困，無法脫身；相反地，她很快地向前邁進，企圖勾勒出一個實際發生的符號溝通過程。她在這裏不是一位悲觀的道德家，而是冷靜的符號學家。
Sontag 所提出的溝通過程與許多後結構主義者的看法也十分接近。基本上這個過程內建了一個時間軸，好幾個溝通事件已在或將在這個時間軸上發生，並排列出一個先後順序。首先，這裏有一個戰爭或災難的客體存在(簡稱 W )，然後照片(簡稱 X )則從某個角度捕捉報導了 W 的片斷。這就像我們在引述他人的話語一樣, 會產生了 (W)+X ；括弧內的為被報導小句，括弧外的則是報導小句。不僅如此，照片本身也可被引述。它總是會被加上一些旁白敘述，告訴觀看者看到什麼；它也總是被放在某個展示照片的脈絡(書籍雜誌報紙或展覽)中來使用。在這方面，照片其實與一般的文本無異；就像成語格言一樣，照片在實際使用的過程中一定會被加上一個上下文(簡稱 Y )。此時這個溝通的媒介物變成了 ((W)+X)+Y 。最後，觀看者的反應在這個新的複合物上再加上一層文本(簡稱 Z )，不管這個文本是被書寫下來而成為一個銘刻，或者只是一段內心獨白。總之，最終這個被溝通的客體並不是 W ，而是變成了 (((W)+X)+Y)+Z 。
似乎什麼也不必再多說了。理論上， W 永遠不會等於 (((W)+X)+Y)+Z ，所以那個普遍的 W(=X=Y)=Z 錯覺 ，也不會出現在這個模型之中。 Goya 的畫之所以不僅是一個戰爭場景，而是包含著一個注視者或中間人，就是在提醒我們從影像中所得到的並不僅僅是 W ，而是 (((W)+X)+Y)+Z 。這條鏈的形成才是我們應該面對與思考的對象。至於我們該如何藉著戰爭影像而理解到戰爭的殘忍與他人的苦痛？這個問題對 Sontag 而言根本不存在，而我們沒有必要對不可能發生的事表示惋惜或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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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Sontag 還是有很多事情要說。在這條溝通傳遞的過程裡，事實上還有許多其他的事件可能會介入，畢竟從 W 到 Z 是一段跨越時間與空間的漫漫長路，許多變化與轉折尚有機會發生。在提出基本過程之後， Sontag 的任務就是盡可能地描述這條溝通鏈上出現的作用力以及種種轉折。也因此這條鏈狀軸線就像一個地圖，扮演起本書大綱的功能，因為Sontag 隨即開始對複合體中的各組成物加以介紹，討論它們是如何被塑造出來以及被添加上去。我們只要按圖索驥，書中的論述就馬上變得條理清晰；我們甚至還可以指出 Sontag 遺漏了什麼。
這些在這條鏈上所發生的事，我們或可把它們總結為符號的政治經濟學。它們包括：某種意識形態是如何在不同的歷史時間點進入溝通過程，引導大眾對符號進行「道德或政治正確」的詮釋；不同的機構又如何紛紛對這個過程伸手，企圖統治操縱符號本身的生產與流通；這個溝通機制又在何處具備著抵抗這些統治與操控的潛在能力。雖然在此沒有必要贅述 Sontag 所舉的例子，不過我想大致地將這些操縱簡單地區分為兩類，藉此來評估比較一下 Sontag 對這些操縱所進行的討論。
第一類主要是在控制鏈上每個文本客體的生成；這明顯地是 Sontag 描述與批判的主要對象。例如在不同歷史時期中主流的意識形態會對影像的風格形式( X )有一定的要求，對影像的解讀詮釋 ( Y 和 Z ) 也建立起一個標準。教會、國家和軍隊等機構經常依其需要而介入，企圖用審查制度或道德壓力來限制影像的生產與流通。即使是攝影師或記者，也形成一個職業團體機構，以職業倫理或專業素養等為由，進行自我審查與規訓，以確保他們自己在此生產過程中的位置，維持一定的道德高點與社會地位。這些方式都在企圖把不同的影像( X1, X2, X3,…)統一標準化；類似的手段也發生在不同的旁白敘述(Y1, Y2, Y3…)與觀看者的反應(Z1, Z2, Z3…)之上，目的是合法化某種道德或政治正確的論述，讓它成為輿論主流。如果還是無法統一口徑，就限制溝通參與者的門檻或區分他們的等級，貶低那些未被標準化監製出來的產物。誰允許亞洲非洲的受害者可不適用於攝影的道德標準？誰有資格被當做可能為了拍到 X 而犧牲自己的戰地英雄？誰被授權去寫展示出來的 Y ？而又是誰的 Z 較有份量且值得進一步流傳？西方人？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男人？ Sontag 在此砲火全開，毫不留情。
即使如此，異議與雜音仍會出現。沒有哪種控制手段可以確保所有論述都一致，也沒有哪種意識形態不會在某天被另外一種意識形態所取代。這或許是一件幸運的事。
如果 Sontag 對這類操縱的批判有什麼遺漏，那就是她未明確地探索下面這種可能：把不同的X (或 Y 或 Z) 放在軸上排序，例如 ((Z1)+Z2)+Z3…。這種方式是在溝通鏈內部，將同一類文本的生產的時空也加以安排分配，甚至展開文類上的分化與評價。既然無法真正地完全統一口徑，至少讓它們形成一種秩序；正因如此，這種言論控制的手段在實際上極有可能發生，應該特別予以著墨，但 Sontag 似乎並未這麼做。誰可以率先表達看到照片後的反應？誰只能在別人說完後拾人牙慧？誰可以在公共空間拿著擴音器發表正式演講？誰又在邊陲角落裡用被人鄙視的八卦方式聊著戰爭？可惜的是，Sontag 並未警告我們這種排序到底是透過什麼樣的手段機制在默默地進行著。當然，她更沒有思考這種操縱是否可能也具有顛覆性。或許有人願意配合促成這種生產秩序，但把自己放逐到最殿後或最邊陲的位置，因為在那裏對文本生產的箝制力最弱，所以可以製造出原本不該製造的 Y 或 Z 。
第二類操縱的發生處不在個別的文本客體上，而是在它們之間的鏈結順序。這部分的討論在 Sontag 的討論中不太顯著；她舉出了幾個值得思考的例子，不過它們卻散落在各章之間，並未特別標示。例如電影裡的戰鬥場景，原是受戰爭影像所啟發出來的戰爭想像或再現，算是一種特別的 Z ；但當 W 正發生在人眼前，缺乏 X 作為媒介之時，這種特別的 Z 可能就被移到空出來的 X 位置上。紐約 911 的目擊者就曾說：好像是在看電影。戰地攝影師在取景拍攝時，有時不免受到電影的影響，不自覺地複製了電影裡曾出現的影像，生產出 ((W)+Z)+X 。一張西班牙婦女仰望天空的照片，雖是在戰前所拍攝，但經常被人理解為她們在戰時絕望地等著炸彈墜落；這個詮釋 Z 後來取代了原來的旁白 Y 。換句話說，這條溝通鏈的時間軸可發生扭曲或折疊變形，順序可以錯置重建；也因為如此，複合物的組合方式會在這可變形的溝通鏈中被調整。
不過 Sontag 對第二類操縱的批判態度有點曖昧。她似乎認為這種變形主要是出自人的一種無意識的習慣性反應，或是記憶機制的一種適應功能，為了某個用途而將層疊起來的事件在時間中重新洗牌。若是如此，這種操縱只能在個人層次上發生，而非某個社會機構或團體所能刻意控制。但是這種改變鏈結順序的操縱真的只能藉習慣記憶等機制進行嗎？這種在折疊後所產生的複合物是否會進一步在人群間廣泛的複製流通，而超越了個人的層次？國家或媒體之類的機構及其代理人難道不曾使用過這種操縱？對我而言，本書在這一點上還留下許多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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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tag 對第二類操縱的描述與批判較為薄弱，是本書較為可惜之處。但是我們有理由對這部分的討論有較高的期待；因為在某個程度上， Sontag 在本書的出發點就是質疑這種扭曲變形。理解戰爭受害者的感受，注視戰爭的殘忍邪惡，這些原本只是觀看與詮釋戰爭影像的可能反應之一；但這些 Z 獲得了道德義務性，倒果為因，反而成為了生產戰爭影像與撰寫評論的指導準則。這不正是溝通鏈的時間軸出現了一個折疊？原本在後的 Z 被移到前面，變成了 (((W)+Z)+X)+Y；然後這又箝制了在 Y 之後新增的 Z ，降低它們的差異程度。這種對時間軸的操弄，對事件發生順序的調整，其實應該是本書該主要描述與批判的對象。
或許 Sontag 是故意要把這項任務留給我們。她要我們在看戰爭影像時去思考，而非感受；就像 Goya 那樣去考慮整條溝通鏈，我們也該去找出這條鏈上所出現種種作用力。 Sontag 在最後高度讚揚了藝術家 Jeff Wall 的嘗試，因為他在 “Dead Troops Talk” 這個作品裡面就質疑了這條溝通鏈本身。我們其實不知何時在這條鏈一開始的地方就插入了一個溝通事件：戰爭犧牲者的亡靈在向我們控訴；但是這個事件本身是虛構的，並具備了一種宗教性，就像我們在想像我們可以與神明鬼魂溝通。他們活的時候言辭粗鄙，就算他們被准許說些什麼，也沒人理會；但是死後卻說著神聖的話語，每個人都有義務專心聆聽。當 Wall 真的把這個事件再現出來之後，我們就驚覺，他們不會也不要跟活人說話。即使利用了現代攝影與大眾媒體等作為媒介，這樣的溝通其實變成一種宗教，除非我們能夠開始觀察反省這條溝通鏈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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